【簡介】霍巍，中共黨員，1958年出生，1977年入伍，1983年退役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。

他長期從事考古學教學與研究工作，在各類學術刊物上先后發(fā)表論文200余篇，出版學術著作10余部。他創(chuàng)立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——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，全面參與三星堆遺址新一輪考古發(fā)掘工作。2009年獲評全國模范教師，2013年入選教育部重大人才計劃，2019年被評為四川大學杰出教授，2020年入選第五批國家“萬人計劃”教學名師，2022年獲評全國“最美退役軍人”。

不久前，霍巍剛剛度過自己68歲的生日。對于多數(shù)人來說，68歲已經算是步入老年。可對霍巍而言，一切好像才剛剛開始。

“時間的概念是人設定的，在新事物面前，人不分年齡，考古人永遠年輕。”霍巍的聲音透著半生的滄桑，渾厚中又讓人感受到蓬勃的朝氣。

歲月不掩儒雅，白發(fā)仍是少年。這位從邊防哨所走出來的考古學家，曾經無數(shù)次撥開風塵與歷史對話，讓人類的歷史不再停留于想象，更在一次次上下求索中，走過一座座荒丘、踏上一片片熱土。

新兵、班長、考古學者，

命運選了路，他以另一種方式繼續(xù)“戰(zhàn)斗”

接觸考古之前，霍巍是一名駐守在中緬邊境的戰(zhàn)士，“雪林哨所”已成為刻進他生命的名字。

1977年1月，霍巍來到邊防軍營，新兵班長推薦他到團直屬勤務隊，他卻選擇了遠離機關的邊境一線哨所。

當時中緬邊境形勢嚴峻，部隊掀起了練兵備戰(zhàn)熱潮，全團從各連抽調戰(zhàn)士組建“尖子班”，軍事素質拔尖的霍巍成了班里唯一的新兵機槍射手。

雖說是新兵，但沒一個老兵會小覷他。為了進一步提高輕機槍點射的命中率，霍巍在老兵教學的基礎上刻苦訓練、不停琢磨，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，使射擊成績提升了一大截。老兵們稱他是“愛動腦筋又能吃苦的好兵苗子”。

由于軍政成績優(yōu)異，第二年霍巍當了班長。時值哨所搞基建，所需的磚塊、水泥、石棉瓦等建筑材料需要運上山。

霍巍帶著全班，早晨每人揣倆饅頭往山下去，背上材料就往回走，十幾公里的山路一步一步挪，每天一個來回。霍巍體力好，每次都先回來。為了不拖延施工進度，他把自己的材料送到后，常常再返回接應班里的戰(zhàn)友。有時需要進山伐木，晴天還好，下雨天深一腳淺一腳，扛一根木頭回來甚至要一天一夜……

什么是苦？退役40多年后，霍巍告訴我們：“吃過當兵的苦，往后遇到啥事都不叫苦了。”

高考制度改革后，霍巍參加了全國統(tǒng)考，并以優(yōu)異的成績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(yè)。上學期間，邊境戰(zhàn)爭爆發(fā)，昔日的戰(zhàn)友被分散到各個部隊奔赴前線，當最要好的戰(zhàn)友犧牲的噩耗傳來時，霍巍在宿舍里蒙著被子痛哭不止。

“命運給我選了路，讓我沒能和戰(zhàn)友們一起上戰(zhàn)場，這是我終身的遺憾。”霍巍說，“我現(xiàn)在的一切，都是戰(zhàn)友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，所以決不允許自己干不好！”

這是他對戰(zhàn)友的承諾，也是對自己的鞭策。因學校師資緊缺，經部隊同意，霍巍于1983年以排級干部身份轉業(yè)，1985年留校工作至今。期間先后破格晉升為副教授、教授，任博士生導師，先后擔任了歷史系主任、文學院副院長、歷史文化學院院長、校博物館館長、藏研所所長等職務，不僅為國家培養(yǎng)了大批優(yōu)秀人才，也成為我國考古學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。

山洪、塌方、生死考驗，

高原沒有路，他以頑強堅守留下足跡

西藏遠古歷史中，不乏神秘的傳奇故事。這片人跡罕至的高原，吸引著無數(shù)世人，霍巍就是其中一個。霍巍的父母當年都是進藏部隊的一員，他幼時曾隨軍在康巴藏區(qū)生活多年，和藏族文化結下不解之緣。

1990年4月，霍巍與李永憲教授結伴前往西藏，尋找中印和唐蕃歷史交流的足跡。高原考古，風餐露宿，是公認的苦差事。穿越茫茫戈壁，顛簸的路面磨破了機油桶，機油浸透了僅有的一袋大米，他們連吃了十幾天“機油蓋飯”；行車高原天路，眼見大片山石從山頂滾落，進退兩難之際只能咬牙加速，用生命與滾石賽跑，險象環(huán)生……霍巍不怕苦和累，最擔心的是無路可走。

在蜿蜒的吉隆河谷，他和李永憲雇了5名背夫，徒步走了七天七夜，直到攜帶的干糧告罄仍一無所獲。僅剩的兩包方便面混著采來的野菜煮了一盆糊糊，背夫們吃完最后一頓飯，紛紛扔下東西不告而別。

有人說：“你們想找的東西，法國人在印度境內找了一個世紀都沒找到，放棄吧！”

李永憲問：“還走不走？”

“走！正因為沒有路，才更要留下自己的足跡，這樣后人才會有路走。”霍巍的堅定一如在哨所當兵時。

正當兩人在野嶺荒原中苦苦探尋時，吉隆縣宗喀鄉(xiāng)鄉(xiāng)長羅桑的一句話讓他們眼前一亮：“馬拉山口正修水渠，發(fā)現(xiàn)一塊刻著漢字的石頭，你們快去看看，不然就炸啦！”

這塊涂滿酥油、掛滿哈達的石頭，就是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，被譽為“20世紀以來中印和唐蕃交流史上最重大的考古發(fā)現(xiàn)”，當霍巍用開水化開洗衣粉、刷干凈碑面后，他知道自己終于叩開了西藏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的大門。

“雖然跋涉于荒丘，但這正是我所向往的熱土。”西藏考古30年，白發(fā)不知不覺爬上了霍巍的雙鬢，從“大唐天竺使出銘”開始，史前的細石器，比文成公主進藏歷史更早的絲綢和茶葉，來自中原和中亞各地的青銅器、金銀器、珠寶、香料等不斷被探知、發(fā)現(xiàn)。它們褪去歷史的風塵，將西藏的前塵往事娓娓道來，讓神奇瑰麗、撲朔迷離的西藏文明，不再停留在“據(jù)說”和“相傳”。

傳承、創(chuàng)新、融會貫通，

走自己的路，他探索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

近年來，“三星堆遺址”多次沖上熱搜，一件件“國之重器”的上新，引發(fā)了一波又一波的“考古旅游熱”，其中一件被網友稱為“月光寶盒”的青銅器，正是霍巍命名的龜背形網格狀器。

“近年來盜墓文學風行一時，但考古與盜墓完全不同，更不像網友印象中那么驚險、刺激、充滿神秘，大多數(shù)時候都是枯燥和瑣碎的。”霍巍說。

1992年，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告一段落，但霍巍還有個心愿未了，那就是西方學者曾說過的“西藏沒有石窟寺”。

“西藏自古佛教興盛，可這一地區(qū)除了分布廣泛的摩崖龕像，幾乎沒有一座大型的石窟，這是中國佛教石窟發(fā)展鏈條上‘缺失的一環(huán)’。”霍巍疑惑不解，卻從未放棄過尋找。

一次，霍巍和李永憲結束調查返回住地，遇到了一個牧羊少女要搭車，霍巍隨口問了一句：“你放羊的時候，有沒有見過有畫的山洞？”

少女點點頭。霍巍大喜過望，跟著她來到一處斷崖，一抬頭驚呆了：密密麻麻的洞窟好像蜂巢，錯落有致地排列在崖壁上。

霍巍帶著考古隊員手拉著手爬上崖壁，當走進其中一個洞窟時，他的眼淚幾乎流下來：中原風格的龍鳳、波斯風格的雙獅、克什米爾風格的神佛菩薩……洞窟中的壁畫歷經千年而彌新，壁畫的用色大量采用青、綠為主的冷色調，含蓄而內斂，讓人聯(lián)想到了龜茲克孜爾石窟，想到了敦煌莫高窟……

這就是被譽為“高原敦煌”的皮央和東嘎石窟群，霍巍曾心心念念的佛教藝術發(fā)展“鏈條”中的重要一環(huán)，終于補全了！

“志之所趨，無遠弗屆，窮山距海，不能限也。”西藏考古30年，霍巍一直在尋“路”。這條路不只是無人區(qū)里未知的方向，不只是不同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通道，更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之路。

記得離開部隊前，霍巍來到曾經服役的地方。在云南文山烈士陵園，站在戰(zhàn)友墓碑前，他久久無言。臨行前，他在墓碑前放下一束鮮艷的山茶花，還有一顆高原上潔白的礫石，陪伴長眠于此的戰(zhàn)友。這種常用來鋪路的石頭，正如霍巍和他的戰(zhàn)友們一樣，用自己的夢想和生命，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共同鋪向更遠的前方。

文/王子冰